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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部署速度遠超以往 高通多領域布局挖潛

2019年10月16日 08:05  21世紀經濟報道  

高通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5G的部署速度相對較3G和4G明顯要快很多,而5G的快速部署是高通樂于見到的。

10月14日,高通發布兩條與其第二代驍龍X55 5G調制解調器及射頻系統相關的消息。一是全球已有超過30家OEM廠商采用X55,基于此的商用5G CPE終端將在2020年開始發布;另一條則是高通推出全新的集成5G和Wi-Fi 6的固定無線接入家庭網關的參考設計。這在進一步證實其產品的接受度的同時,也釋放著高通多領域布局以拓展5G應用潛力的進展。

無論是在運營商方面還是終端方面,5G部署都正以此前數次“G”升級所未歷過的速度進行著。高通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5G的快速部署是高通所樂于見到的。“全球市場對5G展現出巨大的興趣,5G的部署速度相對較3G和4G明顯要快很多。”

作為該領域的“核心玩家”,高通將要面對的既有巨大的機遇,也有激烈的挑戰。同樣已發布了5G SoC的聯發科(MediaTek)的總經理陳冠州近日在一次采訪中就對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媒體坦言,希望在5G時代縮小與“第一名”的距離。不過,Mollenkopf認為,高通在5G的部署中占據著競爭優勢:“盡管5G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但高通目前的狀況十分有利。”

此外,他同樣強調了與中國合作伙伴的關系。Mollenkopf表示,在5G的部署速度上,中國已經走在了前列。高通已積極與中國運營商合作,全力支持5G部署,并與中國手機廠商合作確保其順利推出5G終端。

“根植中國”

中國廠商已在全球智能手機行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行業分析機構Strategy Analytics發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數據顯示,出貨量排名前5的智能手機廠商中包含了華為、小米和OPPO三家中國廠商,市占率分別達17.2%、9.4%和8.7%。在中國手機廠商崛起的過程中,與高通的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國市場貢獻的營收也已占高通總營收的六成。

貿易摩擦一度引發擔憂,但Mollenkopf在采訪中重申了高通的立場:“不論貿易摩擦過程中發生了什么,高通將始終致力于長期的技術迭代,并確保中國的合作取得最大的成功。”他還表示,高通與中國運營商密切合作,支持中國5G商用部署,這些活動不會受到貿易摩擦的影響。

盡管常被認為是“競爭對手”,高通與華為之間實際上有著密切的合作關系。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此前也曾在華為心聲社區刊登的一篇講話中指出,華為今年“還會買高通5000萬套芯片”。而在華為“面臨監管層面的問題”時,高通也進行了努力。“每個美國公司都會一定程度上受到貿易監管的限制。”Mollenkopf表示,“高通目前正積極做工作、爭取建立與華為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

高通中國區董事長孟樸表示,高通多年來秉承“根植中國”的理念,與中國的產業有著非常深、非常廣的合作。“高通的展臺里很少單獨有自己的產品,都是和合作伙伴在一起合作的產品。”他說。

不過,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增長乏力持續已有一段時間,而中國智能手機市場更是趨于飽和。對于高通以及中國手機廠商合作伙伴,除了需要把握5G換機的機遇,也需要實現中國廠商在海外的成功。“這其中蘊藏著難得的機遇——鑒于5G在全球各地的部署。”Mollenkopf表示,高通將努力幫助中國手機廠商在海內外市場取得成功。“盡管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機會,這也使高通成為與中國高科技產業合作的范例。”

全球5G快速部署 4G尚未退場

2019年2月于巴塞羅那舉辦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MWC)期間,高通總裁克里斯蒂安諾·阿蒙(Cristiano Amon)就在多場活動上屢屢強調向5G的過渡會比此前所經歷的3G到4G快很多。此后的發展也正是如此。全球移動設備供應商協會(GSA)8月更新的《LTE到5G演進》報告顯示,在“5G元年”全球已有32個國家的56家運營商宣布部署5G。

此外,GSA近日更新的《2019年9月5G終端生態》報告指出,已有56家供應商宣布推出或即將推出5G終端設備,數量更是從7月底的100款提升至了129款,其中41款為5G智能手機。而作為對照,“4G元年”時全球僅有4家移動運營商和3家OEM廠商推出網絡和終端。

Mollenkopf也特別指出,在5G的部署速度上,尤其是首年部署的基站數量上,中國已經走在了前列。“我由衷地為中國感到高興。”他表示,高通已積極與中國三大運營商合作,全力支持5G部署,此外還與中國手機廠商合作確保其順利推出5G終端。

不過,與剛剛嶄露頭角的5G相比,4G的潛力也還尚未完全消退。Strategy Analytics新興設備技術(EDT)研究服務副總監Ville-Petteri Ukonaho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4G并沒有在消失,許多地區還沒有開始向5G過渡。其預計,未來數年,4G手機將繼續在非洲、印度、拉丁美洲等地區銷售;此外,在可預見的未來,最便宜、可負擔的智能手機依然會是4G產品。

以聯發科為例,不久之前其已明確表示,會在把握5G換機機遇的同時“打好4G下半場”。聯發科CFO顧大為曾在此前的一次采訪中明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盡管大部分資源會向5G傾斜,但聯發科一定會持續推出新的4G芯片產品。

談及這一“長尾效應”,高通高級副總裁及4G/5G業務總經理馬德嘉(Durga Malladi)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目前的5G部署多是非獨立組網(NSA)先行,這也決定了目前所采用的是4G+5G的組合方式。此外,在物聯網等一些領域,4G將會存在很長一段時間。“4G是一項非常成功的技術,我們認為4G將會持續一段時間。”Malladi表示。不過,不同于競爭對手明確的表態,Malladi并未直接回應高通是否會持續推出新的4G產品。

多領域布局 挖掘5G潛力

智能手機的“一枝獨秀”很大可能無法在5G時代得到延續。5G可以廣泛地與眾多行業結合,這一潛力也讓具備5G能力的廠商對拓展其應用充滿熱情。

高通也在拓展面向新興5G細分市場的產品組合。在10月14日宣布推出全新的集成5G和Wi-Fi 6的固定無線接入家庭網關的參考設計的新聞稿件中,高通產品管理高級總監Gautam Sheoran表示,“該參考設計是5G具有變革除智能手機之外其他行業潛力的又一例證,我們正在見證5G變革交通運輸、AR與VR、工業制造以及其他更多行業。”

Malladi則是在采訪中介紹,與4G時代人們更多談論移動互聯網、移動寬帶相比,在5G時代被談論更多的或會是移動云。“比如你正在創建一個云端文檔,希望能夠隨時接入、隨時編輯,這就需要即時的數據連接。”

用來編輯文檔的工具既可能是智能手機,也可能是筆記本電腦。“我們也正在與眾多筆記本制造商合作,實現這一愿景。”Malladi介紹,高通已在年初發布了用于個人計算機5G連接的驍龍8cx計算平臺,并在5月和聯想共同進行了搭載該平臺的PC的展示。

此外,5G也可以支持或產生許多企業網絡的新應用。“使用(5G)這么高的傳輸速率來發郵件并不是我們的目的。”以增強現實(AR)為例,Malladi表示,如果要利用AR進行分布式、合作式的辦公,實現多個團隊在不同地點進行無縫合作的需求,就需要高速率的連接支持。

5G同樣可以推動工業物聯網的發展。“以汽車工廠為例,我們希望在汽車開始制造之前,就把5G的調制解調器放到車里,而不是最后才放進去。”Malladi舉例稱,“因為在車輛的制造環節中會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需要進行傳輸和分析。”一旦有5G連接的支持之后,這些數據就可以更好地被利用于本地分析,進而提升效率和生產力。

高通無線研發部門高級工程總監季庭方則是在采訪中表達了個人對于5G時代新“主角”的看法。“2G是諾基亞小方盒手機的時代,3G是黑莓Email手機的時代,而4G是iPhone的時代。”他說,“我相信5G會是AR眼鏡的時代。”

季庭方指出,盡管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但AR還有許多技術問題亟待解決,因此需要向3GPP提出標準納入,以推動AR的發展。“高通認為AR非常重要,應該推進其在Release 17的研究。但對于3GPP的不同成員公司而言,由于公司業務、領導力和技術水平等原因,對AR的優先級考慮也有所不同。”他表示,AR是否會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還不確定。”

強調研發投入與知識產權保護

從2G到3G、4G,再到5G,離不開研發領域的投入。有分析稱,一家頂尖半導體公司的研發投入會占營收的20%左右。而即便是在以“高投入”為特點的半導體產業,高通每年投入于研發的資金依然領先。

財報顯示,在2018財年(截至2018年9月30日),高通研發開支達56.25億美元,占總營收的24.7%。據了解,從成立至2019年第三財季,高通累計研發投入已超過580億美元。由分析機構IC Insights統計的2017年半導體廠商(投入在10億美元以上)研發投入排名顯示,高通研發投入總額僅次于英特爾,位列第二。

不過比起“半導體公司”,高通似乎更接近于一家“技術開發公司”。高通的主營業務由QCT(高通芯片業務)和QTL(高通技術許可業務)兩部分構成。盡管多被外界稱作“芯片廠商”,實際上,高通開展知識產權許可業務甚至早于芯片業務——高通在1985年成立僅5年后就開始了技術許可業務。

“考慮到專利的申請和獲取需要3至5年時間,可以說高通幾乎從成立之日起就開始建立技術許可業務。”高通技術許可業務(QTL)工程高級副總裁、法律顧問陳立人表示,“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家解決系統性問題的企業,是一家技術開發企業,把所有技術分享到整個生態系統當中。當然,芯片業務是我們技術分享的形式之一。”在他看來,高通歸根結底是“一家做基礎技術研究的企業”。

而從財報上看,QTL也為高通貢獻著更多的利潤。在2018財年,盡管QCT與QTL營收分別為172.82億和51.63億美元,但利潤卻分別為29.66億美元和35.25億美元。談及5G對QTL業務模式帶來的影響,高通執行副總裁兼技術許可業務(QTL)總裁Alex Rogers直言這更多會是機遇,而非挑戰。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我們已經簽署了超過35個5G技術許可協議。”他表示,“此外,一些談判仍在進行中。我們的5G技術許可業務一直都開展得非常成功,我們預計剩余的談判同樣會獲得成功。”

此前,專利統計公司IPLytics于7月更新的5G標準必要專利排名也引發了圍繞專利數量與價值的討論。該報告顯示,華為聲明的5G標準必要專利數量達到了2160個,遠高于其他廠商,而高通則是以921個的數量位列第七。

不過,在科睿唯安發布的《德溫特2018-2019年度全球百強創新機構》報告中,高通則是再次入選。該報告主要以專利數量、專利授權率、全球化、影響力四個指標對專利和引證數據進行分析。報告方指出,考察機構的專利組合實力與質量時,不僅評估專利申請數量,還評估專利授權數量、專利申請的廣度和外部引證情況。自該項目于2011年啟動以來,高通已8次躋身百強。

當被問及對標準必要專利數量排名的看法時,陳立人坦言其沒有多少意義。在他看來,標準必要專利無法通過數量簡單衡量,只考慮專利數量是一種誤導,專利的價值只能在市場上得到體現。“高通的專利價值是通過300多個專利許可的合約,一項一項地談出來的。”他說,“過去的10年,證明了我們專利組合在市場上的價值。”

陳立人指出,從2G到5G,研發與商業化的時間是重疊的,這也意味著在上一代技術還沒有完全商業化的時候就需要開展下一代的研發,這就要求公司有持續性的研發投入。“研發領先的時間越長,實際上的風險就越大,同時對專利保護的要求越高。”他表示,“我們的技術許可業務收入可以為我們的研發工作提供支持。”

“我們的基礎研發和發明創新為很多標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也花費了大量的資源完成了專利申請,同時也幫助合作伙伴創造了大量的營收。”陳立人表示,“從商業回報的角度來講,我們自然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商業回報。”

編 輯:值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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